“花季妈妈”年龄成谜题：女孩出生上户口，普遍都要“加”几岁，报哪年就写哪年| 电讯特稿

在贵州部分农村，为了方便提早结婚，女孩子普遍会被父母多写3至5岁。这些年纪轻轻就已是几个孩子的妈妈，越穷越生、越生越穷，陷入看得见的“贫困循环”

首发：“新华每日电讯”调查周刊

本报记者：王丽、李惊亚、刘智强

编辑：刘荒

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受传统观念和现实环境影响，重男轻女、早婚早育等陋习仍难革除，有些地方甚至还有抢婚的习俗。很多正值花季的少女，本该拥有绚烂多彩的校园生活，却在贫困和偏见中放弃学业，早早嫁人生育，“花季妈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如何保障这些贫困女孩接受教育的权利，走出看得见的“贫困循环”，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发力，专项治理早婚早育、加大控辍保学力度，切实把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传递到大山深处的每一个村寨里。

令人惋惜的“花季妈妈”

走在大学校园里，20岁的瑶族女孩吴美美轻松自信，充满青春气息。

去年，作为全乡第一个女大学生，她颠覆了家乡人的传统观念，也开启了人生崭新的一页。对吴美美来说，朝气蓬勃的大学校园与偏远闭塞的家乡，仿佛就是“两个世界”。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雷洞瑶族水族乡戏劳村，女孩子的年龄成了一个“谜题”。

2019年3月，原黎平县教科局副局长陈音在顺化瑶族乡高孖村走访调研“山凤凰”女生。受访者供图

“我2000年出生，身份证上写的是1997年。”出生在这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吴美美说，为了方便提早结婚，村里女孩在上户口时，普遍会被父母多写3至5岁。

吴美美小学才毕业，家里已开始考虑给她找婆家了，上初二时就有人上门提亲了。吴美美告诉记者，村里的女孩子最多读到初中，身边有不少女孩子十五六岁就出嫁了，大多数都不办结婚证，自家人办顿酒、吃餐饭就算成家了。

“有个邻家女孩比我还小两岁，现在孩子都一岁多了。还有一个女孩大我两岁，很想读书，学习成绩也不错，但父母不让读，初中还没毕业就嫁人了。”最刺痛吴美美的并不是自己无能为力，而是“全村人都不支持女孩读书”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

看到同村的吴美美走进大学，瑶族女孩吴信梅满心羡慕与憧憬。“自己还是个孩子，不想嫁人，更不想早早地带个小孩。”“我一直很想读书，也特别羡慕读书的人，羡慕她们的生活。”她不无感慨地说，外面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可村寨里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女孩们的婚姻大多仍然被父母包办。

吴信梅在家里排行老大，印象中妈妈又生过4个妹妹后，才生了小自己10岁的弟弟。“其他几个妹妹出生后，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爸妈从没再提起过她们，可能被他们‘送人’了吧！”她回忆道。

去年，学习成绩不错的吴信梅，幸运地考上了县城的高中。入学那天，第一次来县城的她，不禁感叹“县城真大啊”。因为今年疫情蔓延，学校寒假延长，一些同为瑶族的男孩跟着父母来到吴信梅家提亲，其中还有她亲姑姑家的表哥。

“女孩不外嫁是我们这里的风俗，嫁个本村亲戚很正常。”面对记者诧异的神情，村里一位16岁的侗族女孩不以为然地说。有媒体报道，在一些偏远少数民族村落，十五六岁的女孩嫁给本族男子，在过去甚至是一种不成文的传统。

17岁的瑶族女孩覃晨碧特别怕“提亲”，这两年戏劳村里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差不多都结婚了，唯独她自己还不甘心。初中毕业后，她没有听从家里人的安排准备婚嫁，而是自己报考了职高护理专业。“三年后毕业了，我就去乡里的卫生院工作。”覃晨碧说。

黎平县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办公室副主任马林在基层走访中发现，随着年级升高，男女学生比例差距急速拉大。比如双江镇高求村，男女生比例小学为1.2：1，初中为2：1，到高中就成了13：1，村里没出过女大学生，只有一个女孩在读高中，考上大学的男孩却有9个。

2020年5月，黎平县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办公室副主任马林与顺化瑶族乡高泽村高青寨的小女孩们交谈。受访者供图

长期从事未成年人保护的贵州省政协委员陈会琪，曾以贵州东部少数民族较为聚集的某县为样本，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9年11月，该县登记10—19周岁妇女20937名，早婚人数2222人，早婚率为11.47%，其中14周岁以下的有73人。

“很多家长看到自己孩子学习成绩一般，就让其放弃读书，带他们一起外出打工，或早早嫁娶成家。”一位在贵州支教多年的东部地区教师，对当地早婚早育问题深感忧虑。县医院一位领导告诉他，曾接诊过一个16岁女孩，竟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要为肚子里发育不良的第三个孩子做手术。由于没有人在手术单上签字，医院也没法为她手术。

“一些家长认为尤其是女孩子，读不读书无所谓，识几个字就行。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宽裕，女孩早点嫁人，不仅能给家里减轻负担，还能拿一笔彩礼钱。”这位教师说。

看得见的“贫困循环”

在贵州近些年脱贫攻坚中，很多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修葺一新，教育条件显著提升，但当地固有的早婚早育的婚俗观念，加之优生优育政策宣讲不到位，给控辍保学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以毕节市部分村寨为例，生孩子“三个五个是常态、七个八个不见怪”，年纪轻轻已是几个孩子的妈妈，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文盲或半文盲较多。那些早婚早育的女孩，只能眼睁睁陷入看得见的“贫困循环”。

吴信梅的妈妈没读过书，爸爸也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在她看来，妈妈和爸爸就是“前车之鉴”，早早结婚生子，十分辛苦地谋生。为了供养她和弟弟，父母在广西做伐木工人多年。

去年暑假，吴信梅第一次出远门，跟着父母去广西打工。顶着烈日苦干一天，算下来也只能挣100多元。为了多帮帮父母，她硬着头皮跟着干了20多天。

“实在太累了。”吴信梅实在坚持不下去，哭着跑回了家。

父母这样艰辛的生活一眼望不到头，吴信梅不想重复这样的人生。“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有更多人生选择的权利”，吴信梅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是，“找一份能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的工作，找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伴侣。”

吴美美的母亲出嫁时才17岁，身份证却显示她已经27岁了。“妈妈实际是1974年出生，户口本上是1964年。”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吴美美，记忆中自己很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外地打工。

据部分受访者回忆，在那个年代，村里的孕妇生孩子都是在家里，小孩出生并没有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晚几年上户口很普遍，常常是父母报哪一年就写成哪一年。

“当地有许多农村家庭，因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由隔代亲属监护。这些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的祖父辈老人，早期的教育启蒙仅限于教孩子认几个字、数几个数。”浙江杭州学军中学原校长、贵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陈立群说，等到孩子进入青春期，叛逆的性格需要引导、敏感的心理渴望抚慰，易入歧路的品德亟待纠正，这些留守老人就更无能为力了。

同时，依靠农村早婚早育风俗缔结的婚姻家庭关系极度不稳定，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戏劳村16岁的侗族女孩王燕告诉记者，她身边有些20岁出头的女孩已经离婚，还带着孩子，有的甚至又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如果下跪管用，我愿意跪下来求他们不要辍学。”黎平县雷洞乡一名干部无奈地说，由于地处边远和长期封闭，瑶族、水族聚居区有不少深度贫困村，一些少数民族孩子听不懂汉话，厌学情绪严重，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哪个村出现辍学，学校老师、村干部、包片指挥长、网格员都要想办法做工作，哪怕跑到广东、浙江也要把他们接回来。”

长期研究女性问题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祝平燕认为，贫困地区孩子本身发育迟缓，未发育成熟的女性过早生育，胎儿患病和死亡概率很高，给社会带来隐性负担，造成一些已脱贫的农村家庭返贫，也阻碍社会的法治进程。

今天的女生就是未来的母亲，她们失去了受教育机会，下一代也必然受到影响。改变一个女孩的命运，无异于创造一个家庭的未来。

如今，早婚早育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2019年底，贵州省黔东南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出台规定，依法惩治早婚早育、抢婚、不送子女入学等违法行为，涉及早婚早育、未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辍学等相关违法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20年1月15日，“加强控辍保学动态管理，开展早婚早育专项治理，确保贫困家庭孩子上学‘一个都不能少’”，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硬骨头”，被写进了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

飞出大山的“山凤凰”

2019年，杭州市下城区在黎平县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时，针对边远少数民族村寨存在的早婚早育现象，决定启动实施“山凤凰”关爱女孩公益项目。

黎平县委常委、副县长周国江说，“山凤凰”公益项目的目的就是帮助山区特殊困难家庭女孩圆读书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山窝里飞出“金凤凰”。

2020年5月，黎平县“山凤凰”项目工作人员与洪州镇吝洞村在校女大学生交流。受访者供图

黎平县通过数据摸排，选择女生辍学失学率相对较高的贫困村为重点，开展实地走访调研，最终确定6个乡镇12个村为首批“山凤凰”关爱女生计划的受助范围——对初中应届毕业、考入高中、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的女生，在落实教育扶贫政策的基础上，分别给予3000元、5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要让村里人知道，女孩读书好，比出嫁更风光。”中、高考结束一开榜，县、乡、村帮扶干部以敲锣打鼓吹笙的方式，闹出最大的动静，将奖金送至受助女生家里，让家长充分共享女儿读书上学带给家庭、家族的荣誉感，引导村民认识到女孩受教育的重要性。

2019年8月，首批助学金共发放16.7万元，资助了29名女生。吴美美、吴信梅、王燕等成为首批“山凤凰”项目受助人。刚刚考入黎平一中的王燕在全村人注目下，接过5000元助学金，这一刻她泣不成声：“这一天我们女孩子成了主角，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目前就读于贵州一所师范学院的吴美美，是在全村敲锣吹笙的祝福声中收到的奖学金。她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写道：“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读书是那么的自豪与骄傲。平日里，生活压力很大、笑容很少的父母，脸上也洋溢起了欣慰的笑容。我一定要特别努力，才能对得起那特别的一天。”

“经济上直接的奖励，既能切实解决山区女孩学费、生活费难题，又让女生家长直观感受到‘知识就是金钱’‘女孩读书有用’。”周国江说。

2019年8月，黎平县龙额镇上地坪村举行第一批“山凤凰”关爱奖学金颁奖仪式，该村共有8名女生获得奖励资助。受访者供图

“对女孩的扶持，不仅改善了她们的境遇，也正在改变家长和村民的观念。”戏劳村驻村第一书记唐定海说，在贫困少数民族村寨不断上演“山窝里飞出金凤凰”的生动故事，强烈冲击着贫困少数民族村寨“女生读书无用论”的守旧观念，也正在铲除滋生“不重视女生教育”这一观念的“土壤”。

一些专家认为，治理早婚早育，关爱贫困女孩，不仅需要“山凤凰”公益行动，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力，同时加大法律宣传和制度约束。陈立群认为，村、社区应加强摸底，及时掌握本地义务教育阶段女生的情况，对早婚行为要出面干预，并纳入村规民约自治范围，健全地方法规，对早婚早育未成年人的父母适当惩戒。地方妇联、团委和志愿组织、公益组织应加强合作，帮助这些女孩。

“政府应帮助有意愿的女性多接受教育，让更多‘山凤凰’飞出去，初中毕业后实在不愿意读书的，应通过职业教育、农技人员培训等方式，帮她们掌握一技之长。”祝平燕认为，将扶智与扶贫结合起来，在早婚早育现象严重的地区，通过校园讲座等方式扩大《婚姻法》宣传，提高青少年对早婚早育危害性的认识，通过培训乡贤、寨老、村干部等方式，逐步引导群众改变落后习俗。（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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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刘荒 | 排版：刘梦妮 | 校对：朱静萍